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媒介，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起到联结作用，作者、作品和读者通过文学期刊相互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期刊的运营过程中，期刊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特征。例如《人民文学》，作为文学的国刊，其编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合拍，如果发表了一篇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作品，轻则受到批判，重则主编会被撤职，这与《人民文学》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相互契合。而《收获》作为一份大型的文学期刊，期刊的编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会小一些。因为“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其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对创作队伍的构成、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潮流的动向以及社团流派的孕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外部生态的变化而影响文学期刊的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及时手的原创文学作品，反映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近期动态。文学期刊的特殊价值在于给当代文学提供了及时手资料，是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基础史料库，为当代文学观念的转型和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改革，将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收归国家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所具有的民间性被化解，文学期刊被纳入到国家计划体制之中，因而文学期刊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密切相连。在这一外界文化生态环境下，文学期刊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也就具有了一致性。

(一)文学期刊与时代的互动

期刊是时展的一种呈现，其中文学类的期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反映，它是与之同时相伴而生的。通过文学期刊时代更新的情况变化，可以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定了解，期刊的更新变化体现着一个时代思潮和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内容，因而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内容上又具有承接性特点。

一是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是对时代精神的表达。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文学期刊成为重塑时代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在十七年文学中，文学期刊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不计其数。如歌唱新中国成立的诗歌就有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田间的《天安门》、王莘的《歌唱祖国》、艾青的《国旗》等，在这些作品中，新时代、新中国、共产党和成为诗人讴歌的对象。政治抒情诗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其中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歌是代表。此外，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文学期刊上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加以表现，例如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看完之后批示“印发全军”)、巴金的《团圆》(1961年8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等。建国后，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农村题材的作品占据文学期刊的绝大部分，“赵树理方向”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律法。在1962年8月2日到16日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认为: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数量较大，成就较高，《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红旗谱》和《创业史》等都是农村题材的精品。在1958年诗歌中，大量的民歌出现在文学期刊上。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上的发表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之后的改革文学等都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应。

二是文学期刊的创刊、复刊与政治生态密切相关。“文学期刊和出版业在(上世纪)40—50年代之交，也表现了非常明显的断裂特征”。这种断裂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民间性被斩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文学期刊创刊。9月份《文艺报》创刊，10月份《人民文学》创刊，这两份文学“国刊”一份是理论指导性的刊物，一份是发表作品的刊物。这两份刊物在十七年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各省市文联几乎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学机构的代表。《长江文艺》是最早创刊的大区文艺刊物，《河北文艺》《人民戏剧》等大量的文艺期刊都在1950年创刊，这与新中国成立，需要重塑文艺的文化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1956年“双百方针”期间，也诞生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学期刊，比如《诗刊》和《收获》等，这与这一年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相互关联。1965—1966年，由于的来临，大量的文学期刊被迫停刊。1978年前后，又有大量的文学期刊复刊或者创刊。其中《收获》在《复刊词》中指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文学创作应服务于广大的读者群众。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复刊和创刊与当时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关系。1985年，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松绑，一大批文学期刊得以创刊，如丁玲创办了《中国》，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中国作家》杂志，还有专业类的文学期刊《散文诗》(湖南益阳)、《文学自由谈》(天津市文联)等。这一时期由于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这些新创办的刊物在拓展文学的审美空间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期刊被国家财政“断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大批文学期刊或转型，或停刊。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媒介的强势介入，一批青春文学作家主编了以书代刊的文学杂志，也就是“杂志书”，如韩寒主编的《独唱团》、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当然这些“杂志书”由于没有长期的规划，大多奔着商业目的而去，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二)文学制度与期刊的互动

在当代文学史上，等级制度在文学期刊中得到了巩固。在政治体制的影响下，论资排辈的现象遮掩了文学期刊真实的面目。中国现代文学所形成的同人性质的期刊不复存在，所有的文学期刊都纳入到国家文学体制之中。这种等级制度对文学期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有的文学期刊千篇一律，它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期刊的多元化发展，打乱了文学期刊应当互相尊重的发展秩序，因而必然导致期刊间出现行政力量和挟持利益关系的局面，呈现出期刊的规格决定了期刊待遇，期刊被分配化，被安排妥当化的关系特征，这种借行政力量来维持的期刊发展的情况逐渐凸显。另外，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制度在文学期刊当中得到体现。以《人民文学》为例，《人民文学》代表了整个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向，具有示范效应，更是直接对下属地方期刊的作品发表起着掌舵约束的作用，它在文学论争、文艺政策、文学观点等政治倾向性质明显的文学理论中扮演着“指挥棒”的角色。虽然各级文化部门管理着各级文学期刊，但是上下两级的期刊管理是没有具体合理的权限的，然而由于行政力量的关系的约束，期刊之间仍然出现了一种隐蔽性质的管理方式。当然这一时期《文艺报》也成为了另一个阵地，而在传媒功能和效力方面又与《人民文学》具有着相同的权力和位置。从管理方式和等级秩序来看，文学期刊主要是由各级作协主办、文联全权主管、主编负责作品的文字编辑、编委会进行辅助指导。而期刊的主编在一般情况下由主管和主办部门任命，他们可能是由具有名望的作家、文化名流来承担或者兼任，而承办单位多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机构。如赵树理担任《说说唱唱》的及时任主编、老舍担任《北京文艺》的及时任主编、周而复担任《群众文艺》的主编等。名誉作家担任主编主持期刊的编辑工作无疑是为期刊的性和影响力锦上添花。从当时社会情况看，多数主编具有多重身份，兼有文化名人、官员身份等。此外，在名份排序上排在前面的首先当属党政文化官员，其次是文艺创作工作者或社会知识分子，如邵荃麟、周扬、冯雪峰、丁玲、田间。有一些官员尽管不具备党员身份特征，但由于他们文艺思想旗帜鲜明、政治立场极度坚定，例如茅盾，便因为这种身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文艺思想创作立场，而这立场立足于政治文化背景，对文艺创作的艺术性更是强调在政治路线正确的情况下才进行考虑。为了保障文学艺术的纯洁性，他们内心的思考也出现了倾向性，对党的纯粹的崇敬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坚，使他们超越一切阻碍因素来保持对党的信仰，即使有些人出于对自身保护的需要，也会选择暗里的默认，或者以其他方式延续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文学期刊作品的发表需要经过党组织的审核和同意，这样文学作品才有发表的途径。党对期刊的把关非常严格，并将文学期刊的内容与政治气候、领导的思想性等等紧密结合，期刊编委会对文学的审查也必须符合党的监督环境，一旦违反要求就会受到整改的处罚。因此，政治对文学期刊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期刊的思想内容进行约束，文学思想受到牵制，组织形式上呈现特殊状态，进而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期刊发展态势。

(三)经济体制与文学期刊的互动

上世纪90年代是随着市场经济转型而瞬息万变、时代更新的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局面。各大期刊对此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变化。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可将文学期刊调整归纳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外在的变化，例如出现了广告、各期刊所筹办的征文活动，并设置了奖项、板块的规格，读者定位角度等，其中具典型特点的期刊是《当代》《萌芽》《山花》《十月》等;内在的变化则表现在期刊编辑理念的变化。在稿件选取上，能够被改编成影视剧的稿件成为优先发表的作品。就多数期刊的调整程度来看，市场对文学期刊的影响不容忽视，并呈现出循环特点，期刊调整的情况源于市场化的因素。各式各样的文学期刊所做的调整不一，有的改版、有的停刊、有的坚守纯文学的阵地，但是吸收企业的赞助，各有利弊。其中转型成功的文学期刊有《小说月报》《芙蓉》和《萌芽》等。《萌芽》创刊于1956年，在1980年代中期再次复刊，却还是走向了逐渐衰竭、不断亏损的道路。而在1996年，《萌芽》意识到期刊转型的重要性，不转型期刊将不能继续发行。问题是如何转型?它将期刊的受众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注重青年作家的文学修养，着眼于关注青年作家，以此改变原有作家群的既定范围。定位方式的调整扩大了期刊的受众范围。最值得一提的是，《萌芽》期刊当时联合国内的十几所高校，合力推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活动，使期刊的名望大大提升，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以往的受众群体，发行量逐渐攀升。《小说月报》隶属于百花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源于自身的运营方式，从未得到政府资金方面的扶持，该期刊因此已早早走向了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如今的《花溪》出现了很大变动，改旗易帜，期刊的发表不再以文学类刊物为主，转而是一本符合青少年的具有时尚性的刊物。《佛山文艺》的改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主要缘于该刊物向市场化看齐，瞄准了市场化与期刊的关系，并采用了出色的市场运营经验，与此同时，它还秉承着纯文学追求的理念，成为期刊转型发展的成功案例。《芙蓉》改版后，重新定位读者群，对期刊的编辑理念、作者的选取、栏目设计等都进行了重新规划。据统计显示，该刊物改版后两年，刊物的发行量陡增一倍，尽管发行量仍然有限，但毕竟取得了新的成绩。再以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文学》和《十月》为例。在新的环境下，文学类的期刊受众趋于减少，《人民文学》虽然还是国刊，但是过去所拥有的主导性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重新审视期刊文学，采用新的视角、新的心态迎接挑战，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做法，他们通过设置新的栏目“非虚构文学”来增加文学作品的纪实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创办于1979年7月的《当代》期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具影响力的一份大型刊物，它自始至终以崭新的姿态顽强生存，用以静制动的策略，秉承着贴近社会现实的态度立于当代文坛的不败之地。其在二十多年的创办史中，发表了众多在文坛上具有知名度的文学作品，如在“茅盾文学奖”中有很多作品就源于《当代》这份刊物，占1/3左右。简言之，《当代》期刊的创办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既符合了时展的浪潮，又具有较为稳定的受众定位。其在大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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