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长期处于“小众化”与“精英化”、 “圈子化”与“老龄化”等重重危机下的文学期刊，也被推上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之路。这是一次被迫式改革，也是一次市场的倒逼行动。文学期刊及其编辑们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所谓的“不改肯定等死，改了未必是死”，那种可能的希望诱使他们反思自己在体制供养下的不足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失措，开始尝试不同形式、不同维度、不同层级的改革以拓展生存空间。这中间，最有表征意义的莫过于基于发行市场、读者接受考虑的“大众化”策略。在计划经济时代，寄身于体制内并受体制所供养的文学期刊有着强烈的政治站位意识和文艺阵地意识，过分追求所谓的深度价值与高度精神，高高在上的优势感使体制内的文学期刊及编辑们有一种本能式的“市场拒斥”，并且把“适度的商业化”视为“过度商业化”而轻视之。在市场经济时代，置身于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学期刊不得不正视生存的困境，也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压力，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将注意力和工作重点放在如何迎合读者趣味而大量刊发通俗文学乃至亚文学，较大限度地追求雅俗共赏，较大能力地服务读者，较大范围地拓展市场，成为文学期刊及编辑们的有意行为和主动行为。在新世纪这个媒介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升级换代，文学期刊的“大众化”策略也在升级换代，传媒事业整体的产业化转型也让文学期刊步入了市场化、产业化、消费化的新干线。“让市场说话，让读者发声”，“读者中心”意识甚至是“读者至上”意识得以多方位践行。为了吸引读者，既在内容上通俗化，也在形式上大众化，如依凭现代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版式趋于新颖，装帧臻于精美。除此之外，文学期刊还与其他大众媒体联手策划与炒作文坛热点、文学事件和当红作家，制造时尚化的阅读热点，生产时髦化的文学景观，所有这些无不都是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状态与新特点。

在世纪之交，尽管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因为受到影视、网络的冲击而下降，但是文学期刊还是在商业浪潮的冲刷下铆足了劲做了一次最有力的奋起与抗争，那就是“改刊改版”。像《萌芽》 《作家》 《天涯》《大家》 《山花》 《湖南文学》 《星星诗刊》以及期刊《人民文学》 《诗刊》 《收获》 《当代》《十月》 《钟山》 《芙蓉》等纷纷参与其中，一是对期刊与资本方的关系作了较大的改制，二是对期刊的审美范式、审美风格等作了较大的改进，三是对期刊的大众化、市场化路径作了较大的改革。这是新世纪文学及时次令人耳目一新的骚动。这种骚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生产关系、传播关系、写读关系、行政关系以及文化格局。文学期刊的“改刊改版”从根本上说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内身份的自我革命，是一次对办刊方针、历史定位和审美价值的改造，是一次对接市场经济语境的全新试验。比如，《萌芽》杂志于1999年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倡导“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以竞赛的形式“造星”，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杨雨辰、金国栋、徐鹏等一大批“80后”明星作家都借此脱颖而出，获得了文学与商业的双丰收，成为文坛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而提升了《萌芽》杂志的影响力，也铸就了《萌芽》杂志的“金字招牌”。再如，《作家》杂志推出以“俗刊”养“正刊”的“双刊行动”之后，为进一步赢得读者市场，继而推出“70年代出生女作家专号”以吸引读者，像所谓的“70后”“美女作家”等概念以及由此诱生的“宝贝写作” “身体写作”等命名引起了强烈反响。还如，《天涯》杂志的改刊采取的是“泛文学”策略，从一个纯文学期刊蜕变为一个以历史掌故为特色的综合期刊，如所谓的“红卫兵日记”“知青日记” “某某档案” “披露与纪实”等内容特别吸引眼球，满足了更多读者的窥私欲与怀旧欲。孟繁华、程光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写道:“ 《天涯》一时间订户大增，不仅成为书商、报摊的‘抢手货’，而且在各种严肃的书店中也‘大行其道’，大有人手一册、不能不读的味道。”如此，一大批真正在走市场化、大众化道路的文学期刊出现了，甚至成为一时的弄潮儿。“改刊改版”后的文学期刊以充分满足读者需要为旨归，从“作家中心”转向“读者中心”，从“对接政府”转向“对接市场”，从“紧跟精英”转向“紧跟大众”，从而成功地在商业浪潮中拓展了自己的空间。

值得深思的是，文学期刊的“改刊改版”，不仅仅是文学期刊形式的简单改换，也不仅仅是文学期刊内容的简单替换，它表征的是文学功能与文学理念的创新。在“改刊改版”之前，文学期刊扮演着文化启蒙和思想传播的作用，主要承担着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与对人民的启蒙功能、教育功能。这样，文学期刊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精英化”、“小众化”与“反懂化”的泥沼。在“改刊改版”之后，文学期刊不再直接听命于“行政指令”与“行政权力”，而是顺从于“市场律令”与“市场权力”，主要承担着对文化市场的服务功能与对大众的娱乐功能、消遣功能。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期刊的“改刊改版”，实质上是在摈弃政治文化、精英文化转而对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屈就与攀附。

需要反思的是，文学期刊的“改刊改版”，与其说是文学事件，还不如说是“媒介文学事件”。钟琛认为:“媒介文学事件是指，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而在文学领域非自然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  从本质上说，“媒介文学事件”是一种消费神话，事件的制造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群体性消费。所谓的“60后”“70后”“80后” “90后”“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小资散文”“文化散文”“三农文学”“底层写作” “打工者文学”等都是文学期刊“改刊改版”时扩大消费的手笔。例如，“美女作家”与《作家》策划的“70年代出生女作家专号”直接相关，从而让“美女作家”成为市场畅销的文化符号。再如，“80后作家”与《萌芽》连续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密切相关，从而让“80后作家”成为时尚与酷男的代表，并催生了文坛的偶像崇拜与粉丝阅读。可以这样说，没有集体化、潮流化的“改刊改版”，就不可能有像“美女作家” “80后作家” “身体写作”等这些撬动读者市场的消费符号。毫无疑问，文学期刊的“大众化”之路与“大众化”策略，确实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文学的“繁荣”与“勃兴”，一批作家得以“走红”，一批作品得以“畅销”，然而也使它的“产品”在出炉时就包含了许多非文学的杂质，一时的喧哗并不代表品质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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