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创刊开始，文学期刊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改变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把利器。在十七年期间，文学期刊成为了文学批判的载体。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又成为文学思潮的载体。

一、文学期刊作为文学批判的载体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文学期刊《文艺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舒芜和胡风本来属于忘年交，在舒芜的早期成长中，胡风给予了他巨大的帮助。解放后，由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定的抵牾，胡风的思想受到了批判。舒芜也明显地感觉到形势变化对其生活的影响，就想与胡风拉开距离。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对自己的“主观”论思想进行了自我批判。同时也“希望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及时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步掌握这个武器”。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人民日报》作为国家舆论的“喉舌”，转发该文并配发“编者按”，说胡风是一个小集团，这是一种政治风向标。9月25日，舒芜在《文艺报》(总第71期)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是他公开向党表达忠心并脱离胡风圈子，《文艺报》“编者按”说舒芜“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文艺报》正式表明胡风的思想是错误的。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拉开了对胡风的批判序幕。为了反击对自己的批评，胡风同人决定上书中央。1954年7月22日，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亲手交给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并请他转呈和中共中央。“三十万言书”反驳了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文章，并对50年代以来文艺路线进行了批评，阐释了自己的文艺观。1954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8次联席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段唯心主义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讨论。胡风在这次会议上两次发言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倾向，由于“三十万言书”的抛出，最终被当做向党进攻的证据，1955年1月，《文艺报》及时、二期合刊出版，胡风报告中的第二、四部分被印成小册子随刊出版，小册子前面还有亲自修改的卷首声明，胡风由此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文艺报》的第九、十期合刊大规模地发表了《剥去阴谋家胡风的假面目》《请看阴谋家胡风的可憎面目》《胡风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干了些什么?》《我们接触到的胡风集团的材料》《我的自我批判———胡风》《关于胡风集团的一些材料》《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胡风是走的哪一条路?》《胡风是这样和胡适作“斗争”的》《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批判胡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后，《文艺报》在1955年的5月和6月相继列出了一系列胡风问题的材料，分别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并刊发了一份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这份决议将胡风从作协、文联、人大代表中除名，并建议较高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

“胡风案”的材料和批判文章很多都是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刊发的，文学期刊在这种大批判的运动中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胡风案”是左翼文学内部宗派斗争的结果，在胡风思想中，他要通过文学进行革命，而国家文学的实质则在于通过革命来进行文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导致了胡风被批判的命运。

二、期刊作为文学思潮的载体

文学期刊是文学思潮的重要载体。文学思潮通过文学期刊得以传播，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究竟何为“文学思潮”，这是一个不好界定的概念，学界对此界定有以下几种:一是指创作思潮，也就是在某一阶段流行的创作方向。二是指文学理论的建构途径，也就是某一阶段文学理论的指向。三是指社会思潮，在某一阶段所流行的思想潮流。事实上，在思想思潮、文学思潮和创作思潮之间会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文学思潮是介于思想思潮和创作思潮之间的一种思想形态，但是文学思潮和思想思潮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异的地方，思想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思潮是精神性和情感性的思想潮流，与国家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距离，因而我们不能通过用社会思想思潮来界定文学思潮，文学思潮影响着创作思潮，但是不能把文学思潮与创作思潮相等同，文学思潮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它与一定时期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有很大的关系。要把握文学思潮和创作思潮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文学期刊出发来进行考察，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流变过程中，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推动文学思潮流动的重要推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前30年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文学思潮自1930年代从苏联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创作法则成为前30年的文学创作总纲领。建国后，大量的文学期刊刊载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论文。1952年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对这一文学思潮进行反思的是秦兆阳(何值)，他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上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一文，认为现实主义最重要的要义在于“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由于定义的不科学，会引发很多的歧义，他建议将之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以区别于别的时代的现实主义，他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有些教条化，曲解了现实主义的含义。这是从文学的艺术性方面对这一文学思潮的纠偏，但是由于“反右”的开始，“写生活”和“写真实”受到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58年被改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思潮，相结合意味着革命浪漫主义因素脱离社会主义现实创作方法而独立出来，并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为后来民歌和激进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结束之后，在文学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学思潮就是“伤痕文学”思潮。“伤痕文学”的起点是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在“”刚结束的年代，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对青少年思想的伤害，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有着相互契合的关联。作品本身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由于揭露了的“愚民”政策，才使得这部作品有了一定的社会价值。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的《伤痕》，“伤痕文学”命名由之产生。之后，《大墙下的红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多部“伤痕文学”作品面世。“伤痕文学”的作品在于揭示“”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伤害，伤痕文学通过“写真实”开启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道路，改变了“”期间虚假的浪漫主义和欺骗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思路，但是由于这些作品仅仅宣泄了情感，并没有能够对这些伤痕存在的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往往大于文学价值。在“伤痕文学”思潮的诞生中，《人民文学》杂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刊物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伤痕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大概持续了三年时间，后来由于“反思文学”思潮的出现而被取代。《人民文学》在推动“反思文学”思潮的形成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茹志鹃在1979年第2期发表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拉开了“反思文学”的序幕。“反思文学”不同于“伤痕文学”仅停留在揭示罪恶，而是更注重反思清理这种“极左”政治形成的历史文化及其人性的原因。因此“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力度。“反思文学”关注“人民”的命运，将“人民”从文学的匮乏中拯救出来，在“反思文学”中，“人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人民文学》在“改革文学”的发展上也起着推动作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思潮的流变中，《人民文学》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分离，1985年以后，《人民文学》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逐渐减小。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就没有太大的介入。1982年第二期的《新疆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语言》的理论文章，之后汪曾祺创作的《受戒》将寻根文学的基础奠定下来。1985年韩少功在第4期的《作家》上发表《文学的根》，阿城在《文学报》上发表了《文化制约人类》，他们都强调了民族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郑万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我的根》，强调要将民族文化意识贯彻到文学创作之中。这些“寻根文学”的理论建构文章均发表在相关的文艺刊物，从而推动了“寻根文学”的发展。在创作上，韩少功的《归来去》《爸爸爸》等均聚焦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上，对民族文化的悲剧性进行了书写。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则聚焦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问题。李杭育的《一个渔佬儿》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批判。可以看出，“寻根文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是在文学期刊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

“先锋文学”的产生也是在期刊的推动下发展的，《收获》在先锋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①“新写实主义”思潮则是在《钟山》杂志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新写实主义”兴起于1985年，到1989年第3期《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写实主义”才得以蔚为大观地发展。“新写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不同，它是由创作开始而后经过理论提炼的。在《钟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首语中论及了“新写实主义”的一些基本特点:强调写实，专注于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但是笔调冷静，态度中立，不对现实生活做任何的价值判断。代表性作品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

另外，《上海文学》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也是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推动的一个例证。王晓明1993年6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论文《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拉开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序幕，《读书》杂志从1994年3月号到7月号连续发表了5篇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座谈讲话，引发了范围广、时间长的关于人文精神的热烈讨论和争论。这场从文学思潮进入的讨论蔓延到思想领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文学期刊不仅仅是刊登文学作品的载体，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了某一特定“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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