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跟人说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兴趣看，主要是不好看。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一些，却是我的真实感受。有人反驳，你这个标准有问题，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是学术论文，论文怎么能用“好看”来要求，那不成小说了吗？我当然不会昏头到把论文当成小说，把阅读学术期刊当选美比赛。可是，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是不是人们先验地认为，论文就应该板着面孔、枯乏无味，学术期刊就是索然无味“不好看”的呢？为人所诟病的“学报体”，似乎可以为学术期刊这种“不好看”做一个注释。这种论文从行文风格、内容提要到引文注释都有严格的统一的规范，不像是活生生的有不同个性的人写出来的，倒像是机器工业生产的结果。形式和文风也是替罪羊，是呈现出来的给人的直观印象而已，缺乏真知灼见，学术原创力之不足，思想的贫乏，不能带给人学术启迪、激发不出学术活力才是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与形式的单一与“不好看”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所以，“不好看”表面看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病菌，但是，轻视它、不消灭它，它必然会侵蚀肌体引来大病。

记得陈平原曾经讲过，学者应该有两副笔墨，一副是写学术论文的理性笔墨，另外一副则是写写散文、随笔等的抒情文笔。我的理解是，这不是“笔墨”问题，而是一个学者的情趣、胸怀、能力和素养的问题，就像当年王蒙提倡“作家学者化”一样。提倡两副笔墨并非是让大家“不务正业”非要去做那个“他者”。我也知道，很多文史学者，对于“文艺者流”是很看不起的，认为咿咿呀呀、“没有学问”。其实，不论几副笔墨，都是一个头脑，我不相信一个头脑贫乏、单调、没有情趣的人，写论文就能创见迭出，而结果往往正好相反吧？论文之不好看，徒有形式，空洞无物，这种病菌是会侵蚀大脑的。学术体制由形式的规范到思维的规范，以致对学人的全面规范，那最后只有生产标准论文的论文机器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期刊要寻找自己的生机和出路，似乎既一无可为，而又大有可为。人们不是历来讲危机就是生机吗？或许正是如此吧，以我的陋见，学术期刊的机遇恰恰在于有所不为和有所为之中。“有所不为”，是倘若学术生态大环境的改变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那么，至少不要再为它添薪加柴、煽风点火，甚至助纣为虐。“有所为”，是学术期刊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还是大有可为的，对于文风、学风的塑造都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从积极的、建设的态度来看此事，我的建议是，改变学术期刊论文包打天下的局面，改变论文一个面孔的形态。

具体说来，不妨从以下几点着手，以非常的耐心改变非一日之寒的局面。

首先，要改变学术就是论文、论文就是学术的习惯性思维，打破论文包打天下的期刊格局，以多样化的思维，办出学术期刊自己的个性。或许是高校、科研部门的考核标准这只手在背后，学术界和学术期刊对于论文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写论文就是搞学术，学术成果的最重要的呈现形式只有论文，而论文之外的形式都是等而下之的。这种思维，造成学术论文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了。学术期刊以论文做大餐、主菜，或许无可非议，但是一本刊物，倘若让论文包打天下，没有前菜、缺乏甜点，这样的大餐吃起来对读者胃口也是巨大的挑战。它或许够专业，但是专业到这个刊物只有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正襟危坐来看，只有写论文要引用参考文献才找出来看，这本期刊的生命力令人堪忧。这种“专业化”拒人千里之外，画地为牢，这是学术期刊走进了死胡同，同时也是走不出的死胡同。它的直接的面目则是，很多学术期刊的栏目几乎就是学科分类。文、史、哲各来一个栏目，说白了，就是把一堆差不多的论文装在不同筐里而已。这种“不好看”背后的根本问题，就是不同的学术期刊毫无自己的个性、特色可言，有时候觉得谈“个性”都有些夸张了，我们可以这么问：它们之间，除了刊名之外，有差别吗？连栏目设置上都大同小异，都是论文包打天下，千人一面，千人一腔，自然让人熟视无睹了。

我曾经买过一些老的学术集刊，时过境迁，还想保存它们，一定是里面有吸引人的内容。我看重的是里面的文章有内容、有分量，可以作为历史文献保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些集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时候，不是主菜而是小菜吸引了我。如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集刊》，在原创论文之外，还刊发翻译文章，每册几篇翻译文章，译者都是名家，分量都很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１月出版的第二册中有钱锺书译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海涅作）、罗大冈译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拉法格作）、杨周翰译的《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阿历山大·阿尼克斯特作）。该刊１９５７年５月第五册则有李健吾译的《杂论四篇、书评三则》（巴尔扎克作）。我们现在虽然标榜全球化、世界性眼光，可是各学术刊物对国外的学术信息关注并不够，也大多不刊发译文。不惟从学术交流，仅仅从办刊物的角度，每期有适当篇幅的译文调节一下读者口胃、开阔一下眼界，改变一下期刊的单调格局，这岂不是一举多得的上选吗？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以“学术”相号召，却并不以论文包打天下。《学术集林》在论文之外，另有文献资料的发掘、考据和重释、梳理学术史的学人回忆与传递学术信息和动态的学术书评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文献资料的发掘、考据和重释，是该刊重头戏，每卷都是放在头题位置推出，且不惜篇幅。２０年过去了，如今重翻该刊，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些史料的价值。如卷一刊出的是：《章太炎遗嘱》（章太炎，附章念驰注释）、《量守文钞》（黄侃，附潘重规说明）、《存斋随笔》（熊十力，万承厚跋）等文。卷二有《沈曾植未刊遗文》（沈曾植，附钱仲联说明）、《读〈弘明集〉〈广弘明集〉札记》（陈寅恪，附章培恒说明）、《五石斋日记选钞》（邓之诚，附王钟瀚说明）、《马一浮遗札》（马一浮）。卷三有《致王国维札》（梁启超，附刘寅生、房鑫亮注）、《上古之开化》（蒙文通，附蒙默整理后记）、《大戴礼记考论三篇》（任铭善，附蒋礼鸿《记任铭善》）、《积微居文集别录》（张舜徽，附《张君和后记》等）、《〈古文观止〉评讲录》（吕思勉，黄永年笔记并序）等。这都是编者精心组织、重头推出并坚持始终的，它们也很快就构成别人无法取代的《学术集林》的特色。编者这么做，还有一种扭转学风的意图在里面，王元化在卷二“编后记”中说：“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被认为是重要的，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正如不能有大量假大空的理论文章，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考据训诂之上，做出高低上下之分。”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对于至今的学术期刊也是不无警示意义，长期以来重论而不重视基本史料的整理、发掘、考辨，使很多学者好发“高屋建瓴”的空论，可是高论中常常千疮百孔，经不起严格的文献检验，这种海市蜃楼搭得再高也是虚幻的。既然如此，学术期刊压缩一点宏论的篇幅，给坚实的文献资料留一定的空间，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既然前人可以做，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做呢？

其次，提倡各式各样的论文，而不是只有“学报体”一种，由论文形式的多样化，营造活泼的文风和活跃的学术局面。指望如今的学术期刊抛弃论文做主打的局面，恐怕不现实，也很难找到这样有魄力的编者。但是，改变一下论文的单一面目，让“学报体”别像紧箍咒似的套在文章头上，大约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现实途径。论文的单一面目，是学术贫乏和思想贫乏的反映，要从这个泥淖中挣扎出来，并非一朝一夕，然而，学术期刊的培育、引导、示范作用尤为关键，当学者、读者们看到学术期刊可以刊发“各式各样”的论文时，其中默默的引导力量，春风化雨的培育作用，会慢慢地显现出来，类似的文章会多起来了，终将形成一种不同的气候。要做到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编者的思想的开放、思维的活跃、思路的开阔。

翻开陈寅恪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这样的文集，我们不难发现，收在学术大师文集中的文章形态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在我们习见的那种论文之外，校笺、序跋、书后、读札都收在这里，而闪烁其中的真知灼见一点也不少。我特别注意，这些文章多刊于《清华学报》《岭南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众多文章早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由此至少可见，当年的学报所发表的“论文”并非都是一个面目。再看论文的内容和选题，有的简直就是琐屑杂论，如有一篇《狐臭与胡臭》，大约一千多字，文章虽短，谈的却是“中古华夏民族曾杂有一部分之西胡血统”的大问题。还有一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由佛教传入中土时的细节，注意到在当时，“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提醒治史者注意其中的问题。文章不仅梳理了一个问题，作者还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提出可供后来学者继续研究的大课题。这也不过是两千字左右的“小文章”。这样的题目这种写法，在今天的学报上能够刊出吗？我很担心。无独有偶，中国现代学术史另外一位大师钱锺书，他的学术成果也不是今人所想象的中规中矩的论文。《谈艺录》《管锥编》都不是论文集，也没有今人的学术专著的习见面目，它使用的是传统的笔记体、诗话体。但是，这些并未降低它们的学术性，也并未妨碍它们对于某些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探讨。钱锺书在《管锥编·序》中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比作“豕苓桔梗”“木屑竹头”固然是钱先生的自谦之辞，却也是这部笔记体著作的外在形态，然而，谁会因为这样的形态就轻视这部博大精深之书的学术价值？钱先生倒是有一本书算是“论文集”吧，那就是《七缀集》，它是那么鲜明地体现了钱氏风格，又给当今那种空洞、枯燥的论文以响亮耳光。这部书中即便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这么严肃而宏大的题目，钱先生也写得妙语连珠、生趣盎然。至于《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这样的文章，更是自然天成、妙笔生花、五彩缤纷。这是一本让我百读不厌的学术著作，它让我看到学术臻于化境的自由，学术的趣味和欢乐，它对于欲使论文面目有所变化的人而言，也是一本典范之作。

一定有人会为“学报体”喊冤，他们认为，时代不同了，学术发展到今天，已经跟前人那种没有规范的学术语境大不相同了。“学术规范”是一个让很多人大气不敢出的词儿，我承认这既是现实，又具有相当合理性和科学性。学术规范并非没有意义，然而，它的意义应当更多体现在促进学术的发展上，倘若某些规范束缚了学术发展，甚至让学术死在规范下，那么这个规范则是需要改进和质疑的，至少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吧？比如，以字数多少论英雄，又以字数害死英雄。听说很多学院规定三千字以下不算论文，这些规定又使学术期刊不约而同地把论文的篇幅做了默契的规范，这个规范是有上限的，一般就是万把字的篇幅，偶尔有些大佬享受个两万字的篇幅已算破例。篇幅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篇幅问题，它直接造成一种小题大做、无话找话的繁琐文风；它也可能形成，许多必要的引证不能引入，论证不能充分展开，削足适履、大话连篇、草草了事的空疏文风。正常情况下，一个刊物刊文，应当长短不拘、软硬兼施。在过去的学术刊物中，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都是作者自然而然解决的，现在却像割韭菜一样被“规范化”，实质上是单一化、单调化。手头有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７９年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辑有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占了７６个页面。可是，也有只占一个页面甚至半个页面的学术札记和补白，以“小议”“补正”和读书札记为题目，它们的作者是陈奇猷、于北山、卞孝萱、黄裳、郑逸梅、罗继祖、钱剑夫等，从这些光辉的名字不难体味这些千字文甚至百字文的分量。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期刊的正常状态，该长则长，能短则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上世纪９０年代陈平原、汪守常、汪晖主编的《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它向来是以能刊发重厚长大的文章而引起我注意的。学术问题就是这样，如果是真问题，是有创见的研究，没有人嫌文章长，反而有一种酣畅淋漓、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人为地去严格限制、无端地尊奉某些规范，实在大可不必。弄到现在想发长文的发不了，想发短文的学术期刊也没有了，真是莫名其妙。何况，有些做法矫枉过正以至荒谬，例如让很多学位论文作者谈之色变的“”机制，幸好没有人拿去检查周作人、钱锺书，以至中国古人的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否则，他们岂非个个都成了“学术不端者”了？

《红楼梦》第４８回，有一段很有名的“香菱学诗”。林黛玉跟她讨论了一番起承转合、平仄相对、“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等等这些基本规则之后，特别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立即领悟：“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又补充：“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些是作文做研究的常识，也是至理，办刊物想来亦然，至少我们应当少做一点“末事”。

第三，期刊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要充分发挥对话、交流、碰撞、争鸣的学术讨论的作用。现在的学术期刊“不好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封闭性很强。这个“封闭性”，对外而言，许多选题、话题过分局限于所谓“专业领域”，久而久之，成为自拉自唱的自娱自乐。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期刊既然是公共平台，有学术性，也要有学术关怀、人文关怀和现实情怀。具体说，它得有自己明确的思路和办刊方向，不能盲目地跟着时风走。王元化办《学术集林》，在第一卷的“编后记”中就申明：“《学术集林》大概是颇不合时尚的读物。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传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刊物的追求、目标十分清楚，个性和特色也渐趋形成。我们的许多学术期刊是否有自己的明确而具体的办刊宗旨呢？还是仅仅是糊里糊涂来稿照收，像随便张贴的广告橱窗呢？你的方向和宗旨又如何与当代社会走向、学术方向相呼应相契合呢？我认为，这是必须要明确的问题。“封闭性”的另外一面，是对刊物内部而言，缺乏对话和交流机制。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学术通病之一，现在召开学术研讨会、作品讨论会，既不“研”也不“讨”，认真的人在念论文，随意的是信口开河，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讲完了，拍屁股走人，大家完全没有交流、没有讨论。这样的风气在学术期刊也有直接反应，很少见到就某个问题形成对话、争论、辩难，只是你写你的文章、我发我的大作；有时候，哪怕刊物编者用心良苦，设置一些话题和专栏，以期形成话题聚焦，彼此还是没有交流、碰撞，犹如隔得最近的对门邻居，各进各的门，连个招呼都不打。刊物就这样成为一潭死水。

我看到很多好的刊物，读者与编者的交流是畅通的，作者与读者的呼应是活跃的，作者与作者的思想碰撞是有力的。一篇好的文章出来，应当后续刊登各方面反响；一篇有活力的有创见的文章出来，应当能够带动某个话题的讨论，甚至引起不同的争论。这样，刊物才有了热烈的学术气氛和不衰的活力。即便是《学术集林》这种如此“严肃”的学术集刊中，也时而能见论争文字。卷十三刊登邓广铭先生《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对章培恒和王水照的文章提出质疑。该刊卷十五又刊王水照《再论〈辨奸论〉真伪之争》表示不同意见。王水照在文中说：“我写那篇短文时，完全不知道邓先生的身体状况，及至在本刊上拜读到此文时，邓先生竟已归道山，读时感慨万千。邓先生是我素所景仰的学术前辈，特别在宋代文史研究上建树卓异，沾丐孳乳后学多多；时届九秩高龄，奋笔为文，具见献身学术的高尚风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但另方面，我又对他的教言仍未能涣然冰释，觉得‘《辨奸论〉绝非苏洵所作的问题’，并非已成定谳，可以‘宣告结束’。这样，是否继续撰文，我颇为踌躇。但为尊重学术，也为尊重邓先生，谨将鄙见述出。因为对一位学者的最大尊重，莫过于认真研读他的著述，并真诚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受，然而只能向广大学术界同好请教，而不能起先生于地下了。”这种襟怀、风范和精神，令人感佩，而刊物的这种讨论的机制，也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有时候，一石激起千重浪，可以激活一池春水。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看法。学术期刊与学术繁荣实则是互为表里的，我盼望着，学术期刊能为学术繁荣发挥它的巨大作用，而学术繁荣之后又能以严谨、踏实、朴素的学风和丰硕的成果使学术期刊充实且有活力。

作者：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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