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实践不仅是一种内容产品的创新行为，还是对媒体融合的一种具体实践，更是推动传媒经济自身内生增长的有效方式。作为自身经济内生增长与媒体融合关键的新媒体技术，为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提供了内容生产、传播以及增值服务平台。建构专业学术社群、基于场景进行产品设计、加入产业集群、窗口化经营是学术期刊进行知识服务推动自身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保障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创新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增长，学术期刊还需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中对从业者政治思想与学术道德教育的投入。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产品创新等因素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因。经济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媒体融合有着诸多内在逻辑相似的地方，尤其是都把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产品创新的关键性因素。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媒体融合的实现需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在新媒体技术冲击下的传媒生态中，推动传统媒体产业可持续发展直接关乎媒体融合的健康发展，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正在成为推动传媒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因素。为此，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政策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了诸多支持，如推动“中央厨房”等媒体融合项目的建设。对于专业学术期刊而言，要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和学术影响力，在媒体融合的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以促进自身经济的内生增长也是大势所趋。为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学中内生增长理论，从宏观角度对媒体融合中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展开分析，探讨知识服务作为学术期刊媒体融合实践方式的基础、实现自身经济内生增长的方式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知识服务:媒体融合视域下学术期刊的新选择
1．知识服务商:学术期刊的新战略角色
知识服务概念自提出以来已被运用到各学科领域之中，其定义也各有侧重。目前被引用最多的是张晓林的界定，即知识服务是“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1］。知识服务在传媒市场中已经成为罗辑思维、知乎、中信书院等众多新兴传媒企业的主营业务，且均已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专业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学术期刊而言，进军知识服务领域是一个有效的战略方向，并且其自身有着独特的资源优势。巴尼认为，组织所拥有的任何要素都可通过价值、稀缺性、可模仿性、组织的问题维度来进行测量，即VRIO分析框架［2］(P62－74)。以此分析框架来看，学术期刊所提供的专业知识更能满足研究者的心理预期和前景展望，故而相较于传媒市场中其他新兴传媒企业在专业化的知识服务中更具可持续性和竞争力。此外，从专业的科学知识传播者到知识服务商的转变，将是学术期刊社实现媒体融合、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一个有效方案。在大力推进媒体融合的传媒市场环境中，无论是出于实现自身经济增长还是出于完成国家传媒规划布局任务的目的，学术期刊选择成为知识服务商这一角色都俨然成为了必然。
2．立足科研的利基市场: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突破口
知识服务在传媒市场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期刊产业中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为主的期刊数据库俨然成为了知识服务的先行者和巨头。百度学术、谷歌学术、超星百链云等学术搜索引擎平台所提供的知识服务同样占据了重要的市场份额。相较于前二者，期刊自身的知识服务在媒体融合的传媒生态中刚刚起步，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是一个生态位较小的典型利基市场。学术期刊要有效实现媒体融合以推动经济内生增长还需找准自身的定位，充分利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资源，即拥有稳定的潜在用户群体。这一稳定的市场用户群体为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获利基础。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作者和读者———学术期刊和其他出版机构一样并非是直接的知识生产者，而是作为勾连作者与读者的一个知识综合服务者。保障科研成果能够公平公正地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及对原创知识的有效筛选、再加工完善与传播是学术期刊向作者用户群体提供知识服务的核心内容。保障多渠道、及时获得所需的前沿性学术成果是学术期刊向读者用户群体提供知识服务的核心内容。因此，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用户群体主要是本学科领域中的作者和读者，并且有着较高的重合度。将这些作者与读者培养成学术期刊知识服务产品的超级用户是一个重要的盈利战略。可以说，他们将是学术期刊知识服务产品对外扩散的一个重要人际网络中心和口碑营销的传播渠道。因此，学术期刊在科研的利基市场之中，专业化的知识综合与生产及个性化的服务为其知识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突破口。
二、新媒体技术:内生增长因素与知识服务基础
在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学术期刊产业实现自身经济的内生增长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的支持。媒体融合作为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的底层技术因素，为改善服务质量、优化内容生产流程、丰富产品形式等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学术期刊的新媒体技术开发及使用主要涉及内容生产服务技术、传播服务技术以及学术增值服务技术三类。
1．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内容生产技术
在新媒体技术使用中，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主要是指网络采编系统。期刊采编系统主要包括投稿、编审、排版系统等方面，目前大多数学术期刊都在积极推动自身的数字化发展，而网络采编系统的建设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有实证研究统计发现: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收录的1982种核心期刊中，采用在线投稿/编审系统的共有1016种，占比61%，其中社科类期刊337种，占比20%;自科类期刊679种，占比41%［3］。这些投稿、编审、编校系统的运用为学术期刊在服务科研工作者、对科学知识进行筛选以及再加工提供了技术便利，缩短了知识生产的时间。同时，也应看到，因期刊自身的经济状况及其社会资源网络的差异，各个期刊所采用的投稿/编审/编校系统有所差异。比如，在新闻传播学领域8种CSSCI编辑出版类学术期刊中，有4种没有投稿系统，占比50%。其内容生产技术的提供商主要是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激光杂志社。学术期刊的采编系统通常以一体化配套服务的方式由同一家技术公司提供，但也有学术期刊会通过第三方平台系统进行录用后的论文编校加工。
2．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传播技术
学术期刊在新媒体使用中涉及传播服务的技术主要体现在学术期刊的知识传播方面，包括利用网络平台、微信、微博以及客户端等新媒体对期刊内容进行公布与传播。首先，网站平台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准确链接学术期刊的主要渠道。学术期刊进行技术研发与使用首要的选择应是建设好自己的专属网站，这也是学术期刊进行知识传播的主要平台。在网站维护运营过程中，学术期刊应主动与网络搜索平台协商，进行官方网站认证，严厉打击假冒网站，以维护学术期刊的名誉。虽然学术期刊网站平台与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在知识传播方面有重合的地方，但学术期刊网站平台应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知识传播策略引导用户从自身网站平台获得内容知识，从而建设自身的用户流量。纸质杂志作为学术期刊的传统知识产品，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可以通过纸质杂志载体上的二维码实现知识附加与拓展，即为读者提供与作者、期刊进行交流的途径。纸质杂志与移动互联网的互动，可以更好地提高知识传播的便捷性与效率。其次，社交化已成为当下新媒体的核心功能之一，社交媒体也为学术期刊进行知识服务提供了一种高效的传播环境。微信公众号具有快速、动态、实时互动、受众多等特点，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成为学术期刊吸引用户群体，进行知识服务，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传播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1日，2017年754种CSSCI来源期刊中共有400种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开通率为53．1%;1229种CSCD来源期刊中共有694种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开通率为56．5%［4］。此外，诸如在移动设备上支持多媒体而开发的高级网页技术H5(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应用HTML的第5次重大修改)在期刊宣传、专题组稿、论文加强出版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用户反馈［5］。学术期刊对社交媒体的探索与尝试，拓展了其自身与读者的接触渠道与互动途径，增强了学术期刊进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
3．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增值技术
在增值服务方面，学术期刊的技术使用主要涉及到借助特定的技术支持以提高其在知识传播中的学术影响力。学术影响力是学术期刊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作者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追求的目标。学术影响力的提升除了需要扎实的学术创新外，还需要学者与学术文本在学术共同体中共同流通，而这一方式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目前，多数科技期刊在时需要作者提供“科研人员国际唯一学术标识符”ORCID(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这有助于作者的学术成果及本人的研究状况更好地被其他科研工作者检索到，从而扩大其学术知名度和提升学术影响力。在编辑出版类学术期刊中，目前仅有《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在时要求作者提供ORCID。值得注意的是，该期刊的综合影响因子(2018版)已高达2．029，比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综合影响因子(2018版)1．747还高。在编辑出版类CSSCI来源的期刊中，《科技与出版》也已加入OSID开放科学计划。为丰富学术论文的传播方式，扩大学术传播力度，OSID开放科学计划为每篇论文制作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即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该二维码中包含了作者所著论文的语音介绍及附加资源(与论文相关或拓展性的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学术科研介绍等)，读者扫码后还能与作者进行在线问答，甚至进行同行评议等。这些技术设计能够更全面、更专业地展示作者的研究成果，提升作者及其所著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三、四重探索:推动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内生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来自于“知识”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知识积累的溢出效应同样适用于传媒业，知识服务在传媒产业中已经有了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将促进学术期刊借助媒体融合用以推动经济的内生增长。
1．认清自身优势:建构学术期刊自身的小群效应
社群经济正日益成为传媒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术期刊运用新媒体平台建构社群是进行知识服务推动自身经济内生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学术期刊的用户群体主要是科研工作者，为服务好自身的作者和读者，其社群规模相较于其他传媒社群而言显得小巧。这种小巧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是学术期刊知识社群的一种优势。网络中的社群存在着一种“大群沉默，小群活跃”的整体特征。在小群中互动程度、信任度、活跃度等都相对较高，用户在小圈子中获得的成就感，远远超过在泛人群中获得的成就感。为此人们更愿意活跃在小群中，并积极进行分享传播，从而引发巨大社交传播效果和转化结果，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小群效应”。知识付费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正在日益被大众所接受，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有63．6%的受访者支持为知识付费，73．9%受访者会为了获得某一问题答案而付费［6］。这一现象在知识社群中尤为明显，诸如罗辑思维、正和岛、混沌研习社以及黑马营等社群都是高质量的知识社群且均是付费社群。在建设与运营知识社群时，提高社群内部用户群体间的社会协作，将是学术期刊知识社群知识服务的重点内容。在社会网络理论中，弱关系的功能在于信息的传播，而强关系的功能在于引发行动。于学术期刊而言，在运营小规模社群时，应注重打造社群成员之间的强关系，为成员之间的思想碰撞与讨论及其科研协同合作提供机会。同时，学术期刊也应该尽力抓住本学科的核心用户，通过各种互动策略对建构社群的认同感，将其培养为自身的超级用户，进而为社群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2．基于场景理念:在产品创新环节进行知识服务创新
场景是新媒体技术赋权的产物，也是知识服务能够经济变现的一个关键因素。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出版业营销理念有着重大的变革，产品和信息服务能够帮助受众完成当前场景中任务的“场景+任务”营销理念正成为一种主要的实践方式［7］。知识服务变现的基础在于找到准确的知识需求场景，通过新媒体技术进行传播渠道的搭建，使期刊社能够创造、激活、凸显知识需求的新场景，从而使被埋没的知识(论文)凸显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学术期刊在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产品创新进而开展知识服务时，应积极利用新媒体的场景化功能研发出能够满足用户群体具体场景需求的知识服务产品。学术期刊在运用新媒体时要特别重视新媒体的场景功能，在产品创新时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来触发用户的情绪，从而触及到用户具有恐惧情绪的痛点、虚拟自我愉悦的痒点或即时满足的爽点。就学术期刊知识服务而言，其知识服务目标在于满足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知识增长和信息传播与获取，实现路径方式包括文字/视频/音频内容等。因此，在进行知识服务产品设计时，学术期刊运营主体应将用户的体验要素作为产品研发的基础。所谓用户体验要素主要包括五个层级，从外到内分别是:诉诸感官样式的表现层、明确各种设计方案的框架层、明确各类资源的结构层、明确内容需求的范围层、明确商业目标与品牌识别的战略层［8］(P19－21)。对此，学术期刊在进行知识产品创新时，在战略层的核心目标是满足用户群体专业知识的即时增长，在范围层的内容需求是最新的原创性科学知识，在结构层的资源主要指与学术期刊相关联的资源禀赋，在框架层的设计方案需要多元化的配套产品设计，在表现层的感知接触要求知识产品需具有简洁和易识别的外观。
3．重视规模经济:加入学术期刊知识服务集群
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内生增长理论学者罗默在其内生增长理论中将专业化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专业化生产促使中间产品增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学术期刊借助新媒体进行知识服务创新发展时，需要将其生产流程与方式进行规范与专业化，用以促进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单个学术期刊的中间产品数量相对而言是有限的，为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可以从两个方面加入集群:一是整合期刊社所归属单位的资源。各个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出版社作为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拥有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所有权，在知识服务的产品设计以及服务上，可以共享技术和资金支持并以集群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加入更大的产业联盟。加入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共享是学术期刊实现知识服务和提升规模经济的方式之一。学术期刊产业集群平台的建设需要以专业学科为基础单位进行资源整合，提高知识传播效率和经济效益，形成所谓的产业联盟。学术期刊新媒体产业联盟的最终目的是使学术期刊联合数字出版并最终通过媒体融合走向更广泛的用户，其构成要素包括:内容提供方(各学术期刊社)、技术提供方(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络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9］。由《复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诸多高校学术期刊自发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目前典型的学术期刊知识服务集群案例。它是对集约化、规模化数字传播公共学术平台的成功尝试，该工程也于2011年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获得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好评。
4．窗口化策略:知识服务创新的有效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生增长理论开始重视垄断竞争假设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了品种增加型、质量升级型、专业化加深型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以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为代表的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和以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为代表的消费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在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下，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推动学术期刊在知识产品生产过程中呈现知识的外部性效应并导致中间产品品种的增加。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下，知识服务的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可以使消费变得多样化，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同时，在消费品品种增加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新知识也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生产率并降低其成本。因此，在具有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可以实现内生增长［10］。依照这一逻辑，可以说，窗口化策略经营是学术期刊在经营与管理的媒体融合中实现知识服务创新的一个有效方式。窗口化策略的本质是价格歧视，它有着诸多层次，如按人定价或按量定价。此外，窗口化策略还有一种形式是“版本划分”策略，即以不同的版本向不同的市场部分提供信息产品。例如，知识服务产品中信书院和罗辑思维的“得到”在对图书进行知识服务时，不仅提供电子版、音频听书版，还提供“好书快听”“每天听本书”的干货压缩版以及视频读书版等不同的版本。作为知识服务典型代表的罗辑思维在其“得到”平台中的订阅专栏中，“马徐骏·世界名刊速读”是以解读期刊文章进行知识服务的音频产品。该知识服务产品对于学术期刊的产品创新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术期刊提供知识服务时，可以通过对期刊内容进行摘编用以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同时也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再次加工整合，借助增强出版方式通过音频、视频等手段对其中间产品类型的扩充，满足不同用户的版本需求。
四、知识服务的底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间平衡协调
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时通过新媒体技术提供知识服务推动了经济的内生增长，使得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但立足于中国的出版体制及自身属性，作为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学术期刊需要遵循的是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为此，学术期刊在通过媒体融合进行知识服务时，必须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中，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是外部性扩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国内有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中，教育和健康都会影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11］。人力资本积累在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过程中同样是重要的内生增长因素，在媒体融合中属于管理融合的范畴。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知识服务离不开党性原则高和具有市场洞见能力的高级知识服务型人才，为此，期刊社的主管领导需要重视针对学术期刊内部知识服务型人才的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投入。在教育投入方面，需要积极组织专题活动和相关培训以对期刊从业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学术道德教育。一方面，学术期刊作为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方面，从业人员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坚持正确的主流价值观，服从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学术道德教育是期刊从业人员教育投入的主要内容，期刊从业者在提供知识服务时应遵循基本的学术道德，不能为一己之私，滥用私权进行权力寻租。近年来，有的学术期刊从业者利用手中职权，进行权力寻租，导致学术道德失范，既损害了期刊的自身名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学术风气。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将罔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这一举措的实施意味着学术期刊在专业化的精准知识服务中要有别于追逐经济效益优先的新兴自媒体企业，尤为需要重视社会效益。因此，学术期刊既要与作者、读者进行有效互动交流并提供相应的知识服务，也要坚守学术道德底线，坚守学术共同体中公平公正的客观评价标准，保障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
五、结语
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纸质期刊与新媒体的媒体融合是一个必然选择。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多个维度中，仅靠单纯的内容、渠道、平台的媒体融合并不能使得学术期刊产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还需要作为媒体融合经济基础的经营、管理融合层面提供物质保障。故而，学术期刊在通过媒体融合进行知识服务创新发展时，既要保障社会效益优先也要注重推动经济效益的自身内生增长。在对外开放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媒体融合已成为国家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政策任务，学术期刊利用既有的知识资源来提供知识服务，也是对媒体融合的一种创新实践。这种实践方式既有利于提高科学知识传播的效率，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学术期刊在一个良好的传媒经济环境中得到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张晓林．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2］［美］杰伊B．巴尼，威廉S．赫斯特里．战略管理［M］．李新春，张书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3］刘锦宏，卢芸，徐丽芳．我国核心期刊数字化现状分析———基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3，(6)．［4］张小强，吉媛，游滨．微信传播指数领先的学术期刊公众号运营调查及启示［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6)．［5］张扬．基于“H5+微信”的科技期刊新媒体融合［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10)．［6］黄帅．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J］．青年记者，2016，(24)．［7］王亮．“场景+任务”:场景化传播时代新闻出版业营销理念变革［J］．新闻界，2016，(18)．［8］［美］杰斯·詹姆斯·加瑞特．用户体验要素: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M］．范晓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9］孙丽．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与演变［J］．现代经济信息，2012，(10)．［10］胡怀国．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J］．宁夏社会科学，2003，(2)．［11］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
作者：陈卓 杨石华。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